在全国人均耕地不足一亩三分的情况下，北大荒广袤的黑土地是令人羡慕的。40多岁的何家萧是黑龙江省讷河县的普通农民，他所在的和平屯人均有8.5亩地。按1998年之前出生人口分地，何家4口人共分到了17亩地，此外他还租种了亲戚朋友的39亩，其中31亩种玉米，25亩种大豆。除掉土地承包费用(每亩280元)和生产成本，一年的纯收入在1.1万元左右。以这样的收入供养上初中和上小学的两个孩子，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同村的冯永和从事大豆收购七八年了，面对着家里积压的300吨大豆，他一片愁云惨雾：“去年秋收时两块三毛五一斤，现在是两块二一斤，一吨降了300块钱，就是受进口大豆的冲击。”不止是冯永和面临积压的问题，屯里几乎家家都积压着一些没卖出去的大豆。
看似偏远平静的村庄，事实上早已被嵌入资本主导的全球化体系中—占中国大豆市场份额80%的进口大豆严重挤压了他们的生存空间。所谓“天道酬勤”已经是昨日的梦想，今天千千万万个何家萧和冯永和无法再通过勤劳把握自己的生计，左右他们生计的是通过世贸组织不断延伸的资本力量。
进口大豆的驱逐效应
受进口大豆的冲击，国产大豆的播种面积不断被压缩。地处松嫩平原北端的讷河历来是大豆的主产区，全县600万亩耕地上曾有500多万亩种植大豆。到前两年，全县大豆播种面积已减至330多万亩，2012年进一步下滑到240万亩，2013年已不到200万亩。而整个黑龙江省大豆播种面积2010年有6470万亩，2012年已不到4000万亩。
中国大豆危机已见诸各媒体报道，但对大豆危机的讨论大多还在于“术”而不在“道”。中国大豆所呈现的问题是资本主导下农民的生计问题，是消费者权益的缺失问题，是国家主权的缺失问题。这并不是中国特有的遭遇，而是世界发展中国家及其农民的普遍困境。走出困境之“道”在于实践人民食物主权。
在食物主权的视野下，大豆的危机首先是国家粮食主权的危机。有人认为，中国大豆进口的持续增加是因为国产大豆满足不了市场需求，因此需要通过国际市场来弥补国内的缺口。然而，所谓的“市场需求”本身就是消费主义的恶果，是需要反思的，这是其一。其二，中国在大豆进口方面毫无定价权。中国农产品进口关税2005年已降至15.35%，远远低于世界平均62%的农产品关税，成为世界上农产品关税最低的国家之一;而大豆关税则在1999年就降至3%，2008年更下调至1%。
我国大豆市场的全面开放，促进了进口量剧增，大豆成为美国对中国出口中价值最大的一宗产品，超过波音飞机。中国大豆产业协会的《大豆产业监测预警报告》显示，2003年至2011年间黑龙江地区国产大豆的价格走势(以哈尔滨为例)几乎与进口大豆的价格(以山东青岛到岸价为例)走势一致。大豆的国内市场已经成为国际市场一部分，完全受制于垄断资本。
进口大豆已不是对国产大豆的补充，而是对国产大豆的强势驱逐。从2006年到2012年，我国大豆进口量从2824万吨增长到5838万吨，已占到世界大豆贸易量的60%以上，但是这样的巨幅进口增长没有给中国带来相应的定价权，相反，进口大豆的价格反而从2006年的265.2美元/吨一路飙升到599.3美元/吨。进口大豆的涨价不仅导致了食用油价格的上涨，而且也导致以豆粕为饲料的肉禽蛋奶产品的价格上涨。这种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后果最终由消费者承担。
生产者腹背受敌
在生产者层面，有人说大豆种植的萎缩是农民“用脚投票”的结果，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自由选择。对于像何家萧这样的农民，事情真的如此吗?国内—国际市场的一体化把几乎赤手空拳的中国农民推上了资本的角逐场，让他们与受政府大力补贴的美洲大农场主同场角逐，这到底是“用脚投票”，还是被动挨打?中国对WTO承诺把农产品的补贴限制在年产值的8.5%以内，但大豆种植没有受到特别补贴。在讷河，农民种一亩大豆拿到的农业综合补贴仅70元左右。而美国政府将大豆列为重点补贴的四大谷物之一，2012年美国各项大豆补贴总额高达14.69亿美元，1995~2012年总计达278亿美元。
何家萧们的国际竞争对手还不是一般受补贴的美国农场主，而是其中占少数的大农场主。在1995~2012年之间，美国农业补贴共计2925亿美元，其中上层10%的农场主获得了全部补贴的75%。在被迫与大资本农场竞争的过程中，中国豆农的生产和生存条件不断恶化，丧失了作为生产者的主体性，其生产所需要的外部条件，即大豆市场，已经完全被国际资本所垄断。
生产者主权的丧失不仅来自于外部条件的恶化，也来自于各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生产者主权强调农民及其他食品生产者应该拥有公平地管理和掌控生产资料的权利，资本在生产、流通领域的霸权应该受到严格限制。但豆农长期以来腹背受敌，一方面受到进口大豆的价格压制，另一方面又遭遇农资价格不断上涨的压力。这种状况挤压了他们的收益，分散的个体豆农对此却毫无招架之力。根据中国大豆产业协会的研究，2010年我国每亩大豆的农资和机械费用为165.08元，较上一年增长了13.99%，较2004年则增长了41.4%。
据讷河农技推广部门的专业人员介绍，全县销售使用的农药90%以上是国外产品;大豆种子目前还基本上是国产的，而玉米、水稻、甜菜种子大都来自于国外。“我国现在农业科技已经退化落后，我们技术员是含泪在推广国外品种。”
为了维持现有的生产体制，我国生态已经付出了前所未有的代价，面临着可持续发展的危机。1978年全国化肥投入量为884万吨，到2001年使用量达到4253万吨，2012年更增长到5838万吨。中国的化肥使用量居世界第一，单位面积化肥使用量已是全球平均用量的2.5~3倍。2010年发布的《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显示，农业(包括种植业、养殖业、水产业)已成为中国的第一大污染源。这种污染不仅威胁着我国生态，同时也构成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深重危机。
以破坏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为代价的生产方式是掠夺性的，相应地，人们所获取的食物也就越来越难以安全。世界仅有3块黑土带，黑龙江拥有其中的一块，但掠夺性的生产方式导致黑土层流失严重。讷河农技推广中心一位专业人员介绍说：“分地以前，讷河基本上不用农药化肥，产量也高;现在农药对土壤有机质有严重伤害。讷河现在种玉米，如果不上化肥，一亩地只能打400斤;如果上化肥，一亩地能打1200斤。现在灾情逐年扩大，是因为土壤不保水，有机质也流失了。90年代大豆亩产在400斤以上的土地，在讷河找到200万亩都没问题，现在2万亩都找不到。”
在这样的生态危机下，投资生态农场和消费有机食品开始时髦。但一方面它只是小众的“特供”，另一方面，整体性的生态环境危机和大多数人的食物主权也无法通过生态农场来解决，资本化的生态农场实行单一种植，既无益于生物多样性，又通过资本排挤劳动，使真正的劳动者丧失主权。
消费主义侵害消费者主权
在全社会不断刺激消费的情况下，有人会问，“消费者主权”还是个问题吗?回答是肯定的，比如，在消费主义最为盛行的美国，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口住在城市，不到2%的人当农场主、雇人开机器种地，99%的人通过超市买卖食品，一切都很城市化、标准化，很令人“羡慕”，但这样下去食物生产和消费都很危险。
这种农业模式不仅会持续地降低生物多样性，而且消费者在其中也没有主权可言。的确，转基因食品至今在美国还不用标识，许多美国民众还在为基本的食品知情权而斗争。当21世纪的生物技术大公司试图垄断种子，并且有能力通过转基因技术来实施垄断时，他们不仅剥夺了生产者主权，也伤害了生物多样性。
没有生物多样性的农业绝对是不安全的，没有一个足够数量的、具有多样性特征的农民群体，生物的多样性是无从保持的，消费者的选择权最终也没有保障。当科学界对转基因食品是否具有长期安全性仍存有严重质疑和争论的时候，转基因豆油已几乎无处不在。例如，港龙航空公司从北京到香港的航班上提供的午餐就含有转基因大豆油，乘客如果要求更换，则被告知别无选择。
有人认为大豆进口是国内需求增长的必然要求，然而，任何需求都应当被不断满足吗?满足了需求就能解决消费者主权的问题吗?事实是，在市场化、全球化的体制下，消费者主权的问题往往被消费主义所置换和掩盖。第三世界网络(ThirdWorldNetwork)顾问
食物主权需要组织化才能保证
生产者主权和消费者主权都是集体主权，只有通过组织化才能够保证。在这些方面，有很多案例可以给我们启示。自上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席卷全球以来，世界农业被前所未有地卷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资本化的农业产业链条不仅整合了原有的农耕体系，而且通过基因工程创造特别适合资本经营的新的动植物品种，从而引发来自消费者和生产者两方面的抵抗。消费者运动中，台湾地区的主妇联盟和在全球遍地开花的“慢食运动”尤为引人注目。
主妇联盟是台湾最大的一个生活、消费合作社，它诞生于环境危机和消费社会问题开始凸显的1980年代，通过以女性和家庭为轴心来实践环境正义，关注小农，抵抗污染，提倡合作，目前有近5万会员通过联盟直接与生产者对接。联盟在消费者中促进文化觉醒和意识转化，使人们从主流的自利原则转向以公共价值为指向的生活消费观。通过网站、月刊、讲座、组织活动，他们讨论诸如地球资源的商品化、贫富分化以及反思自由贸易等议题。与主流的消费活动(如我们常见的农家乐)不同，联盟组织的是“生产者之旅”活动，帮助消费者了解生产，促进与生产者的协作和团结。
而慢食运动起源于七八十年代的意大利，是一个新的文化运动。针对全球化和资本链条对于食物生产和消费的控制，慢食运动旨在重构市场关系、重构生产者和消费者关系。这项运动通过食物开启反思，增进人们对农业、食物链条、烹饪、地方社区的了解。它把饮食作为关注社会、参与社会的起点，围绕食物构建新的教育和实践网络。它的实践包括：把与食物相关联的知识引入到学习和教育活动中，建立地方餐馆、消费者、社区生产者之间的新型网络关系，组织大型的、地方性的饮食文化活动等。
生产者主权运动，以“农民之路”等运动为代表。1993年正值农业和农业政策遭遇全球化浪潮，一群来自四大洲的农民代表发起组织了“农民之路”，替农民发声。它是集合了数百万中小农民、无地农民、女性农民、原住民和农业工人的国际联盟和运动，包括了亚非拉和欧美的70多个国家的150多个组织。运动的主要目的是实现食物主权，阻止新自由主义的破坏。运动也坚信世界的农、牧、渔生产者以及原住民在自力更生之外，也能够以可持续的方式为世界人口提供足够的、健康的食物。
另外一个地方案例发生在挪威，在那里，奶农通过全国性的行业合作社维护了生产者主权。其生产者主权的保障有三个条件：一是有保护的市场。挪威的奶农和合作社自觉抵制欧盟自由贸易，因此国内的生产者拥有80%国内市场份额。二是有预期的价格。每年年初，代表奶农的合作社与超市就奶制品价格和供应量达成协议。三是有计划的生产。每年的需求量经由合作社根据过往的养殖规模分配到各农户，因此农户根据配额进行生产，且因为在年初就已经知道价格，因此他们对一年的产量和收成都有稳定的预期。当然这样的“保护主义”近来遭受欧洲自由贸易主义者的围攻。
回到中国的大豆危机，我们看到，即便个体生产者拥有生产资料，能够自主生产，依然不能充分保证生产者主权。如果生产者主权无法保障，消费者主权也无法落到实处。与食物生产、流通、消费相关的“主权”概念应包括国家和人民双重主体，食物主权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食物主权不完整，国家主权也会缺失。人民的主体性体现为生产者主权和消费者主权。
大豆危机给我们的启示是：第一，生产者需要组织起来。有组织的生产者才可能表达集体诉求，反抗侵占农民利益、危害农民权利的资本化和自由贸易。第二，消费者也要组织起来，反思消费主义，提倡合理的营养结构和生态多样性，这样才有利于可持续的农业生产，有利于改造现有的城乡关系。第三，国家要尽最大可能保护国内市场，以国内生产优先，积极地参与重构生产和消费关系，从“自由贸易”走向“公平贸易”，建立一种以保障生产者、消费者权益为基础的、以人为本的贸易关系。第四，食物本身需要重新界定。农业具有多功能性，食物的生产不仅是物质生产，也是文化和生态多样性的再生产，同时还维系着农民的生计和社区的延续。食物不单纯是商品，而是承载着多重价值的公共品，食物的生产、流通体系必须具有公共性、基础性和社会性。
民以食为天。农民的生计、消费者的食品安全、国家的自决权、人类和大自然的生态多样性权利共同呼唤着人民食物主权。这是具有进步性的、面向未来的方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