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一些地方动物防疫机构队伍弱化，突出表现在机构体系不完善、基层工作队伍不健全、经费保障不足、基础设施老化陈旧，基层防疫体系“网破、线断、人散”的情况还比较普遍，难以满足防疫工作和产业发展需要。”他说，“非洲猪瘟防控出现问题较多的地方，往往是动物防疫体系缺人、缺钱、缺物严重的地方。”
此次《意见》对加强动物防疫体系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要高度重视基层防疫机构队伍建设，采取有效措施建立健全机构，巩固和加强工作队伍;加强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场所、动物卫生监督检查站、动物检疫申报点和活畜禽运输指定通道等基础设施设备的建设，及时补齐补强短板;完善强制扑杀和无害化处理补助政策，及时拨付、发放补助资金;确保工作条件和经费，落实动物疫病防控技术人员和官方兽医有关津贴。同时，强调要进一步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防疫主体责任，严肃追责问责。
于康震特别提到，在疫情报告或者疫情瞒报的问题上坚决做到零容忍。疫情瞒报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依法依规，严惩不贷。“对于符合实际的举报，不管是不是非洲猪瘟，只要发生了生猪的异常死亡，大家可以举报给我们，而且欢迎、鼓励大家向我们举报。”他呼吁媒体监督举报，“对媒体朋友们，我再次强调，欢迎大家发挥监督作用，向我们积极举报有关问题。”
“非洲猪瘟就像-面镜了”
两个月前在济南召开的第六届中国猪业“山河论坛”上，52岁的中国农科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研究员仇华吉就慨叹道:“非洲猪瘟就像一面镜子，把我们的所有东西照得一清二楚。”
中国农科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是新中国建立的第一家兽医科研单位，承担着国家动物传染病防治相关领域全局性、基础性、关键性、方向性的重大科技项目，作为该研究所猪传染病研究室主任，仇华吉在演讲中承续了过去半年在多场演讲中的沉重:“目前，整个中国一片红，除了台湾没解放，造成的损失数以千亿元计。官方数据是存栏母猪减少20%，我通过不同的途径了解的情况可能更高，造成的损失是非常非常惨重的。早期是以散户为主，现在基本是中大规模为主，很多大规模猪场沦陷，存栏几万头的猪场都沦陷了。这值得我们深思，是猪场的生物安全还是人的因素?”
让仇华吉沉重和深思的，是自2018年8月在辽宁沈阳出现后迅速蔓延至全国除台湾、澳门外所有省级行政区的非洲猪瘟疫情。至2019年7月初，国家农业农村部公布的非洲猪瘟疫情数已达143起，即先后在全国31个省份的143个养殖点发现有感染非洲猪瘟。
非洲猪瘟(ASF)是由非洲猪瘟病毒(ASFV)引起猪的一种急性、热性、高度接触性传染病，是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的法定报告动物疫病、我国I类动物疫病。非洲猪瘟对人不致病，不是人畜共患病。但猪感染后，发病率和病死率可高达100%。非洲猪瘟病毒有庞大而复杂的基因组，有很多保护层，被发现近百年来尚无商业化的治疗药物和预防疫苗;它有超强的体外生存能力，它不怕冷、不怕脏、不怕咸，特别耐低温，在冷冻的环境下可以存活好几年。
“但它有勇无谋，像一个年迈的老人腿脚不便，宿主相对单一，仅猪、野猪和软蜱感染，仅通过接触感染，不会漫天飞，其传染性和传播效率较低。非洲猪瘟病毒没有腿，也没有翅膀，它的传播靠人。如果它是一个所谓的疫病，它就是一个人为的疫病”仇华吉介绍说，非洲猪瘟传遍整个俄罗斯用了10年，在中国却半年多就传遍大江南北，这是难以想象的。’
非洲猪瘟病毒从源头的养殖场向外扩散，需要经过兽医站检疫、运输、屠宰、冷藏、加工等诸多环节。自去年8月中国发现第一例非洲猪瘟疫情以来，农业农村部先后出台了诸多防控政策，加强生猪及猪肉品流通、屠宰、加工环节的监管。然而，疫情仍然在短短8个月间扩散至全国，对生猪养殖业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甚至对扶贫攻坚战造成负面冲击。
据农业农村部官网6月12日发布的“400个监测县生猪存栏信息”，5月份较上月生猪存栏下降4.2%，比去年同期下降22.9%，可繁殖母猪存栏较上月下降4.1%，比去年同期下降23.9%。下降幅度与4月份相比仍在增加。
非洲猪瘟为何没防住?答案恐怕无法避开瞒报这个起点。
以广西为例，疑似暴发非洲猪瘟的地区已呈星火燎原之势，远远多于农业农村部此前通报的三个疫点——即使这三个已通报的疫情，也是因为卖出的生猪在贵州屠宰场被查出非洲猪瘟后，追溯源头才使疫情输出地“暴露”的。掩耳盗铃式的捂盖子，后果极为严重，事实上使自前端环节开始，防控体系就出现了各种漏洞，包括曾被认为对保证生猪产品质量安全起到重要作用的生猪产地检疫、定点屠宰、集中检疫检验等制度，甚至可能成为助长疫情扩散蔓延的导火索，形成恶性循环。兽医站、交通检疫、定点屠宰场，这些原本制度设计中重要的防疫关卡，却成为病毒传播扩散的完美集散地。疑似携带非洲猪瘟病毒的病猪在兽医站被盖上检疫票，以低至每斤一两元甚至几角钱的低价卖给走村串户收猪的商贩或者定点屠宰场，最后端上千家万户的冰箱、饭桌。
恐慌性卖猪的养猪场
动物传染病疫情防控的第一个环节，是养殖场。“如果不从养殖户这个源头抓起，让他们有疫情了就主动上报，后续环节想控制很难。”一位参与确诊中国第一起非洲猪瘟疫情的专家对财新记者表示。但财新记者在广西的一线采访看到，由于无法获得政府补贴等原因，很多养猪场在猪群出现大面积死亡后纷纷恐慌性抛售活猪。
广西梧州市龙圩区大坡镇河布村浔江江段，江水呈现浓浊的青黄色，向东十公里外即是广东。4月下旬至5月初，当地人拍摄的视频中，一片死猪尸体漂浮于江面，露出粉色的脑袋和肚皮。浔江龙圩区段的一条支流上，一些死猪被江水冲上河滩。紧邻江岸，一辆挖机正在开掘大坑。司机称，政府雇佣他填埋死猪。由于太过靠近岸边，他的挖机在作业时甚至不慎滑入江中。
截至5月14日，有近400头死猪从浔江中打捞上岸。据当地《西江都市报》报道，5月12日起，梧州长洲镇水产畜牧兽医站组织打捞、处理江中死猪，称死猪“自长洲水利枢纽上游漂流到库区各个水域”。
财新记者5月中下旬在浔江沿岸乡镇走访时却了解到，当地大面积的生猪死亡情况早已出现。一位梧州市藤县象棋镇的生猪养殖户告诉财新记者，4月5日清明节后，他家的猪开始出现异常:高烧至43℃、不吃食、不动;几天之内，从母猪开始，大猪、中猪、小猪接连成批死亡。他自称养了20多年猪，从未遇到过这样的病。
村里其他养殖户的情况也一样:猪只开始高烧、厌食、全身发红、耳朵发绀，皮肤上有坏死点、出血，死后体内脾脏异常肿大，肠道出血等。
养殖户们也请了当地兽医站来查看，“打了一些药但没用”，兽医站和当地政府均没有认定此地有非洲猪瘟。
根据2018年12月14日农业农村部的通知强调，非洲猪瘟疫情需由农业农村部统一认定和发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公布疫情信息，而疫情确诊需经由农业农村部认可有资质的实验室检测。
没有认定非洲猪瘟疫情，就没有扑杀补贴。国家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于2018年9月13日发布的《关于做好非洲猪瘟强制扑杀补助工作的通知》，将非洲猪瘟纳入强制扑杀补助范围。强制扑杀补助标准暂按照1200元/头补偿，中央财政对东、中、西部地区的补助比例分别为40%、60%、80%，其余部分由地方财政解决，各地可根据生猪大小、品种等因素细化补助标准。
“我跟一个西班牙的非洲猪瘟专家交流的时候，他说了一句令人难忘的话：‘防控非洲猪瘟就是钱的事’,一句话戳破了问题的实质。”仇华吉说，把钱补偿到位的时候，所有的防控措施才能够真正地落地。
在藤县，养殖户们不得不抓紧卖猪，不管是开始发病的还是没有表现出症状的。来不及卖就死掉的猪，只得自己挖坑填埋。前述养殖户称，半个月内，他家中的150头猪死掉一大半，大猪几乎死光，仅剩几头母猪和几十只小猪。
根据中国动物防疫体系的系统安排，目前农村地区每个乡镇都有兽医站，每个村配备有防疫员，负责给养殖户发疫苗、打防疫针。发生疫情时，养殖户告知兽医站，再逐级上报。此外，猪出栏进入市场，则必须到兽医站进行产地检疫，派发检疫合格证，俗称开检疫票，之后各地生猪需运到定点屠宰场(厂)进行屠宰。然而在养殖户恐慌性抛售的浪潮之下，这一环节目前在很多地方失守，并让兽医站成为一些地方的病毒集散地。
基层兽医站人手不足的情况十分普遍。以往，兽医站开票检疫仅仅是走形式，兽医站工作人员大多不下到养殖场就直接开票。非洲猪瘟疫情暴发后，产地检疫被予以强调，很多地方出现了猪车集中在兽医站，排队等待开检疫票的情况。
“当兽医站成为好猪与病猪的集散地，实际是又为病毒的散播提供了温床。”农业农村部种猪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广州)检测室主任樊福好研究员介绍，现在一些地方要求集中开票，养殖户必须装猪上车，将猪拉到兽医站门口排队，等待消毒、拍照、测温。如此，兽医站的门口会有粪便污染，一旦其中有一辆车里的猪只患病，就能传染一整片区域，“集中开票点就成了里面一个新的疾病散发点”。
除此之外，仇华吉认为，保险理赔员也是非常重要的传播疫情的载体，因为理赔员没有生物安全的意识，“他去猪场接触的猪基本上都是病死猪，刚到一个猪场核实完了马上又赶到另一个猪场去，这是多么⾼高效的疫情传播的渠道!”
一头猪的猪场
非洲猪瘟病毒从源头的养殖场向外扩散，需要经过兽医站检疫、运输、屠宰、冷藏、加工等诸多环节。自2018年8月中国发现第一例非洲猪瘟疫情以来，农业农村部先后出台了诸多防控政策，加强生猪及猪肉品流通、屠宰、加工环节的监管。然而，这都会被掩耳盗铃的瞒报轻易击穿。
梧州当地人推测，疫情最早应该是从梧州西南方向的贵港、玉林或北海传过来的。据农业农村部官网，2019年2月18日，广西北海市银海区两个养殖小区发生非洲猪瘟疫情，两个小区共存栏生猪23555头;3月7日，贵港市港南区一个存栏生猪3172头的养殖场发生非洲猪瘟疫情;5月27日，玉林市博白县旺茂镇某养殖户饲养的生猪发生非洲猪瘟疫情，存栏生猪1头，发病1头。
这三起疫情中，最后博白县的一起颇为荒诞：一个养殖户不可能只养1头生猪，所谓存栏生猪1头，实际是只剩下了1头生猪。这唯一剩下的1头生猪感染非洲猪瘟，那么原来存栏的生猪呢?财新记者第⼀一时间赴玉林市博白县调查。
博白县距离梧州200多公里，是生猪养殖县和国家生猪调出县，2016年的数据是博白县生猪存栏262万头。今年年四五月份，博白也出现大范围的死猪现象。直到5月底，博白才由官方确认暴发了“一头生猪发病”的非洲猪瘟疫情。但实际上，博白的疑似疫情非常严重。
5月30日，财新记者搭乘一辆由玉林市开往博白县的大巴车，一路上公路两侧挂着许多红色、蓝色条幅，上写“严厉打击乱扔死猪行为，违法者重罚并拘留”“博白镇九龙村李某东、李某成乱丢病死猪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5日!”。
说起四五月间当地的死猪场面，大巴司机直做呕吐状：“一走博白到玉林那条线，我就得关上车窗，那股死猪味熏得人气都喘不上来。路边全是死猪，很多就扔在路中间，车轧过去肉都给碾碎了。”
一位疫情发生地博白县旺茂镇的养殖户告诉财新记者，今年年4月开始，当地大面积死猪，他的猪场也未能幸免。养殖户们致电兽医站，告知生猪大量异常死亡情况，兽医站并未到场查看、抽血检测，⽽而是直接让他们将死猪拖到无害化处理中心。“按规定不能乱扔死猪的，但死的太多了，无害化处理中心也忙不过来，有些人可能等不了，就自己处理了。”
记者在当地了解到，很多养殖户是因为死猪堆在栏内已经堆不下，又开始发臭，实在无法处理，所以先把死猪放在路边，等着无害化处理中心的人来收。还有的人自己挖坑把死猪埋了。“猪死了这么多了，哪还有什么心思给好好处理。一头母猪养到大几百斤就这么死了，损失太大了。”前述旺茂镇养殖户说。
对于栏里还没有死的生猪，政府不组织扑杀，养殖户们便纷纷抛售。“大猪1.5元-2元一斤，有的时候甚至几毛钱一斤，一头母猪一两百块钱就卖掉了。120斤以下的小猪就没人要。”另一位旺茂镇养殖户称，“一头没生过小猪的母猪买回来要两三千块钱，赔死了!能卖一点是一点吧。”
有多位博白的养猪户向记者表示，当时有许多湖南甚至山东的猪贩赶到博白低价收购生猪，养殖户只要发现猪场出现死猪，会第一时间低价卖出剩余活猪，价格从8毛至2元一斤不等。
虽从4月起便有生猪大量异常死亡，但直至5月中下旬，这里的一批活猪被跨省运至贵州，在屠宰场中死亡，被贵州确诊死因为非洲猪瘟，才揭开了广西博白疫情的盖子。
农业农村部5月18日公告称，经贵州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确诊，贵阳市乌当区一屠宰场排查出⾮非洲猪瘟疫情，该批75头生猪共发病6头，死亡6头。据调查，该批生猪由货主从外省非法调入。
“输入性的疫情都会主动上报，不是自己的责任，还能争取一笔补贴。”广西一家生猪养殖国有企业的经理向财新记者透露，贵州屠宰场里确诊的死亡病猪，正是来自随后农业农村部公布疫情的玉林市博白县旺茂镇覃博辉养猪场——那个存栏⽣生猪1头、发病1头的养殖户。
该猪场老板覃博辉对财新记者确认，5月16日左右，他向收猪商贩卖出了一批生猪，“说是拉到了贵阳的一个屠宰场，被查出来有非洲猪瘟，所以他们就来查我这个猪场了。”他不肯透露疫情发生时他的猪场有多少头猪，据当地村民介绍，覃博辉养猪场原本存栏生猪达200余头。
一份名为“博白县双旺镇及旺茂镇排查采样情况”的文件显示，5月23-24日，博白县组织了县动物卫⽣生监督所、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和乡镇畜牧兽医站人员，共50多人次在县内调查取样，以双旺镇胡菊红养殖场和旺茂镇覃博辉猪场(及中转站)为中心向外延伸3公里范围内进行排查，“未发现生猪异常死亡现象。全部166份样品，非洲猪瘟病毒核酸全部呈阴性，即并未感染非洲猪瘟”。
然而吊诡的是，就在5月23日这一天，为溯源贵阳市乌当区死亡病猪来源地，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发出“关于派员赴你区玉林市博白县开展调查的函”，称“遵照国务院领导同志的重要批示精神，我部拟派出由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冯忠泽为组长的调查组赴博白县，对当地非洲猪瘟防控、生猪养殖、动物防疫基层体系建设等相关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调查”。三天后，仅剩1头活猪的覃博辉养猪场经广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确诊发生非洲猪瘟疫情。
确认非洲猪瘟疫情之后，当地划了疫区，扑杀了剩余活猪。财新记者5月底时在现场看到，疫点猪场已被封锁，路口设有检查站点登记来往车牌，并用消毒水冲洗车轮。沿途马路上也竖起蓝色的非洲猪瘟站卡标牌。
前来扑杀的人向养殖户承诺，180斤以上的大猪给予补贴1200元一头，80-180斤的猪一头补750元，20-80斤的小猪补300元，乳猪补100元。然而，这一切来得太迟了。“猪都死完了才来确认，能卖的早都卖掉了，现在就算有(扑杀)补贴，栏里没猪也不给补了。”前述博白县旺茂镇养殖户叹道。
⼴西柳州柳城县一位种猪场经理慨叹：“现在畜牧部门都不谈(非洲猪瘟)这件事了，广西疫情已经这么严重，谈了也没用，前两天央视报道还说‘疫情可控’!”
助瘟为虐：拦不住的运猪车
⾮非洲猪瘟在短短半年多时间里蔓延内地所有省份，跨区域调运肯定是最直接的原因。根据
农业农村部的要求，有1起疫情的县，暂停该县生猪产品调出该县所在市，暂停该市所辖其余
各县生猪产品调出本省;有2起以上(含2起)疫情的县，暂停该县生猪产品调出本县，暂停该县所在市所辖其余各县生猪产品调出本市;有2个以上(含2个)县发生疫情的市，暂停该市所辖县生猪产品调出本市;有2个以上(含2个)市发生疫情的省，暂停该省所辖市生猪产品调出本省——但如果是疑似暴发非洲猪瘟而没有得到官方承认，跨区调运的禁令就是废纸一张。调运禁令之外，2018年年10月31日，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要求，对生猪运输车辆采取备案等管理措施。11月14日，农业农村部、交通运输部、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切实加强⽣生猪调运监管工作的通知》，要求三部门在动物卫生监督检查站、公路收费站和超限检测站等依法设立的各类检查站实施检查，查验动物检疫证明、生猪运输、车辆备案表和生猪临床健康、运输车辆清洗消毒等情况，核对生猪启运地、目的地及运输路线，“发现违法违规运输生猪等情形的，必须严肃处理”。
然而，这些严格生猪调运监管的措施，也很难起到阻止病毒扩散的作用。从公开报道的疫区生猪违法异地调运的查处案例中，可以看出其有着巨大的利益激励。广西玉林市农业农村局通报，截止6月14日，该市全州县成功拦截非法调运生猪的21辆货车，查获非法调运生猪3100余头，总价值300多万元。经查这些车辆有的开有伪造的动物检疫A证(用于跨省调运)和B证(用于省内调运)，查扣的生猪系从玉林、贵港、贺州、平乐、灌阳等地经泉南高速，准备运往湖南、江西、安徽等外省销售。
铤而走险是因为利润太高。河南新乡辉县市一位业内人士透露，因广西地区疫情较重，当地有猪贩⼦子曾去两广那边收猪拉回河南卖，一头猪200-500元，相当于一两元钱一斤，而河南目前生猪的市场价在七八元一斤，因此“南猪北调”利润巨大。他介绍，一车大概能收150头猪，就按每头猪150斤，每斤差价按4元钱算，去掉2万多元运费，一车起码能赚7万元。“我见过一个老板，一天可以收四车。”
广西柳州市柳城县一家种猪场经理也告诉记者，猪场开始发病时想着“能卖一头是一头”，
他熟悉的有些猪贩子今年4月份在玉林陆川县、博白收瘟母猪，“一块五一斤，拉去屠宰场，有个猪贩在陆川拉了20天。”
猪贩子一般租用车辆拉猪，这些到处跑的贩猪车成为了病毒扩散的完美载体。上述猪场经理认为，现在大猪车“95%以上都是带病毒的”。他一个梧州的朋友，卖仔猪给新希望公司时请了大猪车来调运，之后半个月不到猪场就出了大问题，“全完了”。他现在甚至买饲料时都只敢从柳州粮库买杂种玉米，因为“有很多从南方贩猪去北方的猪车，又从北方拉玉米到南方来”。
“调运禁令养肥了检疫员和猪贩子，却没能挡住非洲猪瘟。”他说。
祸起屠宰场
在产地检疫和流通环节没有封堵住的病猪，最后都会流入屠宰场。生猪定点屠宰是2008年《生猪屠宰管理条例》修订后一直坚持的制度，即除农村地区个人自宰自食外，所有生猪必须统一运到定点屠宰场(⼚厂)进行宰杀。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屠宰的生猪，应当依法经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检疫合格，并附有检疫证明，对检疫检验不合格的生猪产品，要按照相关规定进行集中无害化处理。
然而，财新记者调查发现，尽管定点屠宰制度旨在屠宰环节集中监管、保障食品卫生安全，但车辆、⼈人员和猪只往来频繁，则又可能让定点屠宰场成为动物疫情绝佳的病毒集散地。
湖南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何世成、王昌建等人近期发表在《中国动物检疫》2019年第6期的“湖南省部分屠宰场非洲猪瘟监测”一文提到，2018年10月，在湖南省86个屠宰场采集样品895份，使用荧光PCR(聚合酶链式反应)方法进行非洲猪瘟病毒核酸检测。结果显示，11个屠宰场的43份样品呈阳性，场阳性率为12.8%，样品阳性率为4.8%。调查分析表明，非洲猪瘟病毒阳性的屠宰场与是否屠宰过来自疫点的生猪及场内环境、工具、车辆的消毒情况相关。
文章指出，病毒一旦随生猪进入屠宰场，就会潜入屠宰间、放血槽、排水沟、脱毛池等区域，继续而污染整个屠宰环节。屠宰场与养殖场之间存在运输人员、车辆、工具等的频繁接触，病毒汇集、扩散⻛风险巨大，如果不经过严格消毒，就会使病毒进一步扩散。
一位兽医专家也对财新记者表示，基层检疫工作量大、难以操作，且水平有限，定点屠宰虽然便于监管，能够防止病死猪被非法屠宰，但是也会导致病毒在屠宰场集散，一旦检查不到位，就会出现病原流入，“哪里有屠宰场，哪里发病就多。”
祸起屠宰场的一个典型例证是广西柳州。柳东机械化屠宰厂位于柳州市柳江区南环路，因为距离农贸市场较近，所以柳江区的养殖户多会选择把猪送到这宰杀。据当地养殖户反映，柳东屠宰厂同时也是当地的生猪交易场所。每天上午10点和晚上7点，屠宰厂开门接收生猪，养殖户填完表把猪送进屠宰厂后，第二天再拿凭证去收款;猪肉店老板会到屠宰厂买猪，被买下的猪直接送去屠宰。
农业农村部去年曾通知要求，发生非洲猪瘟疫情的省份应关闭省内所有生猪交易市场。然而在广⻄西北海、贵港发生非洲猪瘟疫情时，柳东屠宰厂内的生猪交易并未停止。3月11日，柳州一位养殖户照常将一车猪拉去柳东屠宰厂，到了第二天再去收款时，却发现屠宰厂关门了。
后来他得知是由于前一天拉来的一批猪在屠宰厂非正常死亡，当时已进场的生猪全部被拉去无害化处理，屠宰厂被政府责令停业整顿三天。当地养殖户和屠宰厂工作人员告诉财新记者，当时在屠宰厂死亡的病猪是从贵港拉过来的。
该养殖户当时得到承诺，他被无害化处理的猪会按1200元一头下发补贴，但这份补贴至今没有到手，他去询问屠宰厂，被告知政府还没有下发补贴。
这位养殖户告诉财新记者，今年年二、三月份北海和贵港曝出非洲猪瘟疫情后，柳州养殖户的神经就绷紧了。到4月份之后，先是听说柳东新区那边的猪开始发病，到了5月柳江也开始暴发，好多猪场都清场了。他位于柳江区进德镇三千村的猪场也未能幸免。从5月上旬开始，一部分猪不吃食，打针喂药都没用，三四天后发热到42度以上，背部、耳朵、肚皮上出现黑块，接着就死了。剩下的猪他根据其他养殖户的建议，只要一不吃食就全拉到屠宰场卖了，最后算下来亏损了一半。
养殖户们认为，柳州本来没有疫情，是很多外地猪被猪贩拉来屠宰，把疫情也带过来了。一位柳州柳城区养殖户告诉记者，他早在今年二、三月份曾多次电话向柳州市政府反映，建议禁止外地猪调入柳州。但是市政府称，柳州的猪不够吃，而且法律法规也不允许。
财新记者致电柳江区动物卫生监督所所长咸剑，他表示不便透露相关情况。
多名柳州养殖户向记者反映，除了通报疫情的贵港和北海，广西玉林、梧州、南宁等未通报疫情的地区也出现猪只大面积死亡，很多猪场损失惨重。他们看到很多玉林、贵港等地车牌的车“一车车拉猪过来”，且都是不不到出栏重量的百来斤的小猪。
“如果不是有问题，谁会卖这么小的猪?”焦虑的养殖户去找相关部门反映了很多次没有效果，情急之下直接给柳州市委书记郑晓康写了一封联名信，共有116家养殖企业在上面签名。
养殖户们强烈请求政府出台政策，禁止外地无非洲猪瘟官方检测报告的所有生猪及生猪产品进入柳州市场，他们在联名信中写道：“最近几个月以来，广西玉林、北海、梧州、贵港、南宁等地区的生猪出现⼤大量发病死亡现象，发病速度之快、猪只死亡数量之多，前所未见、前所未遇……近期柳州市区各定点屠宰场批量涌入来自高风险区的廉价生猪，给柳州市生猪养殖带来极大的疫情风险及隐患”。
5月8日，联名信递上去后的第二天，柳州市政府发布紧急通知，要求在县级以上生猪定点屠宰场专⻔门设置非洲猪瘟检测点，严把生猪入场关。在生猪待宰区域对来自柳州辖区以外、没有非洲猪瘟检测报告的生猪，在卸猪之前以车为单位，按规定抽样进行非洲猪瘟快速检测，检测结果为阳性的对同车生猪进行扑杀处理，不予补助，无害化费用由畜(货)主承担。紧急通知特别强调，凡是生猪个体大小不一且没有达到出栏体重的不得进入屠宰场，一律要查明其来源和异常情况并予以处理。
之后，柳州政府于5月15和5月22日连下两份通知，要求柳州辖区生猪进柳州市必须五证齐全，五证指养殖场工商营业执照、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非洲猪瘟检测报告(PCR检查)、动物检疫合格证、生猪运输车辆备案登记表。
然而，多名养殖户表示，柳州政府重视得太晚了，至5月下旬，柳北、柳南和柳江的疫情都已很严重。
5月30日晚，财新记者实地探访了柳江县柳东机械化屠宰厂。晚上7点不到，已经有30多辆运猪⻋车在屠宰厂内排队等待。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外地的猪要抽血检测，还要检查五证;本地的猪只要检查检疫票，并由检疫员临床观察就行了。自从5月21日的通知出台后，已经10多天没有外地猪拉来了，因为“很少有人能办齐五证”。
凌晨12点后，进场的猪在待宰区分圈编号，猪肉贩在猪圈间挑选购买猪只，等工作人员开好票后，就把买下的猪赶到隔壁屠宰区去屠宰。运猪车和猪在屠宰场里排队，一旦其中有车有猪携带病毒，通过粪便传播很容易在场内扩散，污染其他车辆和猪，导致病毒进一步扩散。但震耳的猪叫声中，肉贩和工作人员无暇顾及这些，他们不时需要在狭窄的通道和猪圈沿上跳上跳下给猪让路。当天柳东屠宰厂进了1000头猪，当晚卖不完，剩下100多头第二天中午再卖。
有柳东屠宰厂工作人员透露，有些病猪免疫力低下，连一晚上都熬不过去，屠宰场每天都会有十几二十头死猪，由殡仪馆来人拉走处理。
财新记者致电柳州市重大动物疫病防治指挥部办公室，对方表示，现在防控工作是按照自治区的要求来做，正在疫情排查的过程中，“目前没有发现非洲猪瘟”。
按农业农村部相关规定，生猪屠宰场在屠宰后要对血液进行抽样并检测非洲猪瘟病毒，经PCR检测试剂盒或免疫学检测试纸条检测为阴性的，同批生猪产品方可上市销售。但柳州市另一家定点屠宰企业柳北机械化屠宰厂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现在市里只有一台PCR检测仪，屠宰厂里只有抗原检测试纸条。多位专家告诉记者，在临床观察中发现试纸条的精准度比较差，可信度较低。
农业农村部多次发文要求加强屠宰环节的检测，但有专家对记者表示，目前末端的屠宰场所承担的检测责任过重，如果屠宰场逐头检测，成本过高、不现实，而抽检又肯定会有遗漏。
⽽在实际操作中，抽检也难以落实。屠宰场白天晚上均有动检部门派驻的驻场兽医，夜晚检测以凌晨4点为界，分为上下半夜。猪贩为躲避沿路的检疫站排查，总是在深夜运猪至屠宰场，深更半夜屠宰场大量进猪、杀猪，检测环节随便应付的在所难免。而且只要猪肉一出屠宰场大门，就进入了市场管理监督局的监管范畴，与动检部门无关了，就算发现了带毒猪肉，也可归咎于运输途中感染，有的驻场兽医就可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屠宰场的另一危险场所是冷库。一般的屠宰场都附建冷库，但非洲猪瘟病毒在低温下可存活多年，病猪⾁肉将来一旦出库流向市场，可能会经由食物残渣、运输等多种途径传播病毒，持续引发新的疫情。
事实上，携毒冻肉也已经实现跨省流通。据四川营山县市场监管局通报，该局5月29日在对县城两家冻库进行突击检查时，查获染疫非洲猪瘟病毒冻猪产品18.446吨，这些肉品产自河南。
针对此轮席卷全国的非洲猪瘟疫情所暴露的动物防疫体系不足，此次国务院出台的《意见》对加强动物防疫体系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县级以上地政府要度重视基层防疫机构队伍建设，采取有效措施建⽴立健全机构，巩固和加强工作队伍;加强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场所、动物卫⽣生监督检查站、动物检疫申报点和活畜禽运输指定通道等基础设施设备的建设，及时补齐补强短板;完善强制扑杀和无害化处理补助政策，及时拨付、发放补助资金;确保工作条件和经费，落实动物疫病防控技术人员和官方兽医有关津贴。同时，强调要进一步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防疫主体责任，严肃追责问责。
在疫病防控措施方面，《意见》要求管控各环节风险，堵塞防控漏洞。在养殖环节，要求养猪场(户)改善防疫条件，做好防疫工作，明确了禁止直接使⽤用餐厨废弃物喂猪，对因使用餐厨废弃物喂猪引发疫情或造成疫情扩散的，不给予扑杀补助并追究责任。同时，明确了餐厨废弃物全链条管理的原则和要求。在运输环节，要求规范产地检疫，严肃查处违规出证等行为，建立完善生猪运输车辆备案管理和指定通道运输制度，落实清洗消毒措施，强化查验监管。在屠宰环节，重点是明确要求落实屠宰厂非洲猪瘟自检和驻场官方兽医两项制度。同时，要求加大生猪屠宰厂资格审核清理力度，明确对不不符合条件的，一律吊销生猪定点屠宰证。
(审核编辑: 猪猪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