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价下跌原因 2007年，猪肉价格暴涨。在奥运会前猪肉价格暴涨，政府急了，拿了很多钱补贴生猪生产。2008年，在安徽基层工作的一个朋友给我电话：“老李，我一个朋友走南风运，养猪30头，政府为了鼓励他多养猪，给了他180万的补贴。”朋友在电话中非常肯定地说：猪价至少会跌去一半。
不出这位朋友所料，从2008年底开始，猪肉价格逐步走低，到现在一棵白菜和一斤猪肉等值了。如此暴涨暴跌，完全超出了我既往的经验。猪肉价格对供需变化是非常敏感的。生猪的价格弹性系数小于0.2，即：假如供给和需求的变量之差增1%，价格将下降5%;增10%，价格下降50%。
当猪肉价格暴涨时，一般情况下，政府最好不要作为。因为猪肉价格暴涨时，养猪是有利可图的，生猪生产在价格的引导下会自然恢复;如果此时政府补贴，无论是补贴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会导致生猪生产非正常增长，注定数月后肉价会暴跌。在猪肉价格暴涨时，政府可以在恢复母猪基地建设、生猪防疫和品种技术改良上做些己所能及的事;如果政府手上有猪肉储备，可在节假日时放出少量的储备肉。
当肉价暴跌时，一般是两种情况所致，一是需求锐减，往往是猪传染病和与猪相关的传染病流行所致;二是供给锐增，往往是政府补贴刺激生产后的结果。这个时候，政府所要做的是两件事情，一是消除消费者的恐慌，努力使消费恢复正常;二是适当储备猪肉或增加猪肉出口。
补贴养猪大户、奖励工厂化养猪、奖励养猪大县、垄断性生猪屠宰、像储备粮食一样储备猪肉等等政策，都是值得三思的。
看得见的手
和生猪的价格弹性系数一样，很多大宗鲜活农产品的价格弹性系数都在0.3以下，因此，很少的过剩或短缺(10%)，都可能导致很大的价格波动(50%)。政府部门手上有权力，要是不懂这个道理，往往有可能加剧农产品的价格波动。
例如：当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大陆的时候，政府同意台湾香蕉等水果进入大陆市场销售，海南、广州等地的农民出售香蕉的价格立刻暴跌到0.3元/斤。再如，从1985年以来，大宗农产品供需基本平衡，“增产减收”成为常态，政府应该通过提高农民组织化“控量、增质”，以帮助农民“增价、增收”。可政府老是“引导”农民调整结构、扩大生产(增产)，农民在农业领域的收入持续下降，全国各地砍了桃树种李树、砍了李树种梨树……折腾一直没有停止过，越调产量越高，越调越没有地方特色和比较优势，农民收入越调越低，甚至经常出现农民将政府主导种植的农产品堆满乡镇政府机关的群体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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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每出现这样的事情，政府官员和专家们总是怪农民不懂市场。不是分散的数亿小农不懂市场，是农业进入“增产减收”阶段后，需要有“技术(增质)密集+资金密集+品牌密集+组织密集”的政策，不应该长期坚持“调整接管+增加产量”的农业政策。
欧美国家农业非常发达，但在世贸谈判中，总是因为欧美国家不愿意放弃农产品高补贴政策而不欢而散。因为欧美国家给本国农业企业即使是很少的出口补贴，也可以在短期内导致他国(目标国家)市场的某一产品的供应量大幅增长，可以使他国(特别是落后农业国)的众多生产者(动不动就是数百万人或数千万人或数亿人)因为价格暴跌而蒙受巨大损失;反之，如果占有他国某种农产品市场一定份额之后，突然减少其供应，也可以导致他国市场该种农产品市场价格的暴涨，使众多消费者(特别是低收入者)蒙受损失。
这种以很少代价导致别国某种农产品市场价格暴涨暴跌，并趁机控制他国该农产品产业链和市场份额的“市场竞争游戏”，是发达国家在全球化时代经常做的。如发达国家控制我国的大豆产业、永久占有我国豆制品市场份额和定价权，就是这样“自由竞争”得逞的。
之所以可以得逞，是农产品特性(价格弹性系数小)决定的，大宗农产品武器化将是未来国与国之间竞争的重要手段。政府应充分认识农产品的特性，科学制定农业发展政策，慎重实施农产品市场宏观调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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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抑猪肉价格涨跌须打破蛛网制约
从市场经济角度看，平抑猪肉价格波动也并不是很难，政策核心就在于改变市场供给的时滞问题。伴随着市场内平抑机制的完善，即便无法完全削平周期波动，也至少能够大大缓解肉价暴涨暴跌问题，由此最终才能够让猪肉价格变化不再成为新闻。
正所谓造化弄人，当下的养猪行业正在体会着这句话的玄妙。2007年猪肉火暴的价格曾经让养猪变得如此热门，甚至连国际著名投行高盛都曾传出打算养猪的消息，而网易创始人丁磊也表示要成为中国“IT养猪第一人”，很多房地产商更是直接开始进军养猪业。然而时过境迁，仅仅一年多的时间过去后，蜂拥而至的养猪者不仅没有赚到钱，反而让猪肉变成了白菜价格。
其实农副土特产品价格的暴涨暴跌状况并不是稀罕事，经济学理论早就对此研究透彻了。著名的蛛网理论，描述的就是农产品价格周期波动的放大效应。该理论针对的就是农产品市场，由于农产品从最初的投入生产到成品上市需要一定自然时滞周期，一般至少要半年以上，而生猪生产则需要10个月左右。
因此当市场需求出现衰退、产品价格随之下降后，下一期的农产品生产数量就会大幅减少，这就直接导致次年上市的农产品供应量大减，市场价格随之转而大涨。而涨价后的农产品市场，又会刺激再后一期的投产数量，反过来导致来年上市供给量大幅增加，供大于求的结果又会使得农产品价格出现暴跌，继而新的投产数量会随之下降，一个新的价格暴涨到暴跌循环再继续沿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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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尽管从2006年到现在，猪肉价格涨跌变化看似惊心动魄，但实际上是完全有经济规律可循的。农产品供给数量无法因需求变化而及时调整，这一产业特征才是价格暴涨暴跌的根本原因。因此，对于猪肉价格的涨跌问题其实也是“可防、可治”的，只是相关的应对政策措施还需要进一步优化而已。2007年在猪肉市场供给严重不足的时候，调控部门曾大力鼓励生猪饲养，其中诸如“每头能繁母猪财政补贴100元”的措施几乎达到了鼓励极限。
然而，现在回过头来看，尽管那时候的鼓励政策并无疑义，只是在“蛛网”逆向波动扩大的迹象出来之后，相关的政策调整却显得有些滞后。早在去年9月，当人们还在关注外资大举介入养猪行业时，农业部的相关专家就已经开始预警猪肉供给过剩的问题，认为母猪增长过快，并预计2009年上半年生猪出栏增加较多，在春节消费高峰过后，价格就可能出现明显下降，建议及时采取应对措施，以避免市场出现新一轮波动。
只是令人遗憾的是，身处“蛛网”里面的人们却往往只关注现价而忽视了对未来的警示，这一点即使是行政调控部门也不能例外。调查显示，去年对于猪肉市场的补贴政策非常之高，在江苏南京地区，地方的补贴标准是每平方米猪舍可以得到100元。
据此很多新进资本甚至还没有采购猪子就已经获得了巨额政府补贴，“大干快上”自然难以避免。由此观之，正是由于“蛛网”规律的作用，导致本是立足于平抑周期波动的政策，反而在现实中成为放大波动的诱因，这才是在目前猪肉价格出现暴跌之后，需要进一步深入反思的关键。
其实，从市场经济角度看，平抑猪肉价格波动也并不是很难，政策核心就在于改变市场供给的时滞问题。国际上比较常见的做法有三个：一是建立国家主导的猪肉产品储备库，便于在市场供给不足的时候能够及时补充;二是建立生猪期货交易，通过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功能锁定市场波动的风险，避免暴涨暴跌造成的投资损失;三是鼓励大规模产业化养殖，逐步淘汰个体养猪，借此来提高供给方对于市场波动的信息理解能力。
笔者相信，伴随着市场内平抑机制的完善，即便无法完全削平周期波动，也至少能够大大缓解肉价暴涨暴跌问题，由此最终才能够让猪肉价格变化不再成为新闻。
(审核编辑: 刘刘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