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魏一平 摄影◎关海彤
6月13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发改委启动了国产冻猪肉的收储工作，目的是“为防止生猪价格过度下跌”。从2006年8月到2008年5月，长达22个月的高盈利期过去后，价格开始一路下滑，至今跌幅已超过50%。至今年5月初，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的生猪价格创下4.7元/斤的新低，“一斤猪肉相当于一棵白菜”的形势压得养猪户们几乎喘不过气来。
时隔两年，本刊记者重返养猪大市湘潭进行调查，两年前湘潭市畜牧水产局总畜牧师吴买生所担心的又一轮“猪贱伤农”果然应验。不过，在应急性国家政策的刺激下，养猪业的结构性变化已经显现——大户崛起，小户退出，市场重新洗牌。
政策刺激与大户崛起
两年后，再次见到吴买生，他的主要工作已经从抗击“猪荒”转变成了寻找销路。作为主管湘潭生猪生产的总畜牧师，吴买生个人的切身体会非常直接，从求人养猪到求人买猪，“最明显的变化是猪养得多了，肉吃得却少了”。
在湘潭养猪户们的叙述中，2009年2月，广州爆发的“瘦肉精”事件，对已经下滑半年的市场行情无疑是雪上加霜。“本应该是春节猪肉涨价的季节，不仅没有涨，连猪都卖不出去了。”湘潭县响水乡的养殖户卢波向本刊记者感叹。
祸不单行，“瘦肉精”风波刚平，“猪流感”又袭来。湘潭的生猪价格一下子跌到了3.8元/斤，远低于5.4元/斤的保本价。虽然后来的更名挽回了一些市场，但已进入夏季消费淡季，生猪价格始终徘徊在4.6元/斤。
作为市场信息研究者，冯永辉预料到了猪价的下跌，但他坦言没有预料到会这么快，“最主要原因是没有想到经济危机会来”。根据他的统计，普通居民并未压缩猪肉消费，但作为消费主力的团体单位压缩开支，尤其是作为最大消费群体的农民工大量返乡，预计2009年消费市场缩减幅度会达到15%～20%。
市场消费缩减，具体到养猪大省湖南就表现得更加直接。省畜牧水产局副局长罗运泉告诉本刊记者，两年前，作为主销地的广东曾占到湖南猪70%的市场份额，而现在直降到30%，只能靠重庆、广西等地来弥补。吴买生估计，销往广东的湘潭猪至少下降了10%，为此他不得不忙于开辟贵州等新市场。
一方面是市场需求减少，另一方面却是市场供应急剧增加。罗运泉给出的数字——湖南省两年内新增生猪出栏量至少在400万头以上。作为判断未来市场供应最关键的信号——母猪存栏量，湘潭市在短短两年间就增加了30%，从原来的22万头增至现在的30万头。
“价格跌了，是因为猪多了；猪多了，是因为大猪场多了——这是国家政策的刺激。”吴买生的逻辑简单而直白。除了忙着开拓新市场，他还要不断劝说小养猪户：“丢掉幻想，回到现实——像前两年那样疯涨的行情，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的理解很简单，“这两年的国家补贴起码要超过前面十几年的总和，市场能量还没有完全释放出来”。
吴买生所说的国家政策，就是指2007年7月30日颁布的《国务院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份当年让吴买生感觉“实在、易操作”的文件，在两年内爆发出了超乎所料的能量。
扶植规模养猪场成为政策刺激之下的重中之重。以湘潭市为例，按照吴买生向本刊记者的介绍，2007年获得中央财政补贴扶植大规模养猪场的建设费用就高达1600万元，2008年则更多。“年出栏300头以上的养猪场可获得20万元补贴，3000头以上补贴60万元，1万头以上补贴80万元，这还只是中央财政的扶植力度，地方财政没有配套。”吴买生介绍说。
“地方政府面临两大压力：GDP贡献率与节能减排指标，偏偏养猪业对这两个指标都有不利。”中国畜牧业协会副会长乔玉峰注意到有些省份虽然开始淡化发展养猪业，但来自民间的投资热情仍然不减，房地产老板和煤老板大举进入养猪业，忙着圈地建猪场；国外投行则与国内饲料、食品价格企业合作，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直接收购规模猪场。
一时间，湘潭市畜牧水产局的项目办公室忙碌起来，一摞摞的材料堆满办公桌，来申请建规模养猪场的人排起了队。养殖户们的账本很简单：“存栏300头奖5万元，300头能繁母猪补3万元，而新建一个300头猪场则可补20万元，与其增加存栏量，不如新建个猪场。”单单是一个湘潭县，去年报上来的规模猪场项目就有100多个，最后只能批20个，为了不得罪人，市里干脆直接把评审权下放到了县里。
政策刺激的杠杆效应显而易见。吴买生的计算结论：政府投资1元，将会带动社会投资10元。以一个万头猪场为例，政府补贴80万元，但要建成并投入运转，至少需要800万元。“很多投资商为了拿到政府的80万元，也舍得掏800万元。”在湘潭，以前专门从事食品加工的伟鸿公司正与来自泰国的正大集团合作，计划要建一个年出栏5万头的大猪场，200多亩的土地已经谈妥。湖南天心牧业有限公司湘潭分公司经理万其见告诉本刊记者，过去两年中总公司获得财政补贴接近500万元，在河南等地收购了6个猪场，存栏量已由原来的8万头增加到现在的10万头。
按照冯永辉的分析，规模养猪场进入这个行业面临三大困难：政府的土地与环保审批，自己的资金、技术实力和融资能力，以及疾病风险。“没想到，中央出台的政策把前两个迅速解决了。”即便在湘潭这样的养猪大市，原来批建个猪场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但现在市里下了指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准阻碍生猪养殖业发展。”
冯永辉记得，那时候找他咨询养猪业的电话来自全国各地各个行业，由于经济危机对房地产业的冲击更深，甚至很多面临资金压力的房地产老板要去向猪场老板借钱救急，“因为猪场老板不缺现金”。据罗运泉副局长估计，仅2008年一年，湖南省养猪产业的新增投资至少达到20个亿。
大户崛起、小户退出，构成了这一轮涨跌中最明显的产业变局。罗运泉告诉本刊记者，现在湖南省50头以上的规模养殖户，已由2006年的29万户增至35万户，年出栏量由以前的41.6%增至47.3%。而在湘潭，这种变化更加明显。吴买生介绍，两年前全市300头以上的规模猪场只有800多个，现在已经达到1400多个；原来50头以下的散户出栏量占60%，现在已经倒置，规模户占到了60%。
大户与小户的成本核算
“每头猪利润在100～200元是正常水平，资金不足的小户只能追着市场跑，实力雄厚的大户则可以渡过难关，走在市场前面。”冯永辉以此解释“为什么猪越来越难养”。养猪，已不再是每家每户解决温饱奔小康的选择，而变成了一个“高风险高投入”的行业。
成本决定一切。这两年猪饲料的价格不降反升。仅以豆粕为例，从2007年的每吨2400元一路涨到2008年的4500元，此后虽有回落，但至今仍维持在3500元左右。27岁的卢波是青竹村村支书卢国良的儿子，在技校和湖南农业大学完成学业后，子承父业接管了家里的养猪事业。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以一头260斤重的肥猪为例，饲养成本总共1570元，即便能按照5元/斤的价格出售，卖得1300元，也要亏损270元。而现在的市场行情，每头的亏损要在400～500元，“即便前两年挣了十几万元，也很难一直坚持下去”。
本刊记者在湘潭走访调查的几天里，发现猪舍中超过300斤重的大猪非常普遍，笨重的身躯甚至使得它们已经很难站立。卢波介绍，如果按照料肉比2.7:1计算，最佳出栏期应该在240斤，往后则喂得越多，长得越慢。“能不能在市场低迷的时候坚持住，是对小户们生存本领的最大考验。”
既然无法逃脱市场周期，做强做大似乎是唯一出路。按照冯永辉的估计，1000头以上的规模养殖户，在成本控制上可比小户节约至少10%，“除饲料的利用效率外，20个人养1万头猪与2个人养200头猪，劳动力成本自然也不一样”。而根据吴买生的观察：“一个大猪场好的时候一年赚300万元，哪怕是亏两年，每年50万元，只要能挺过去也就好了。”
作为青竹村第一养猪大户，莫石洪一直坚定扩大规模的决心，每年投资十几万元新盖一间猪舍。按照他的逻辑：“只有规模足够大，才能够在行情好的时候赚足资金为下跌时的坚持做好准备。”就在前几天，他刚刚卖了100多头大肥猪，平均每头都在300斤以上，“坚持了一个月，一天就要吃掉1000块”。他说话的时候并没有沮丧，“心里是有点害怕，但坚信不会跌很久”。
莫石洪之所以能够坚持一个多月，最大的资本是他能够从饲料商赊到10多万元的猪饲料。而对于小户来说，这是几乎不可能的事，同村的莫正强就是一个例子。养了十几年猪的他一直没有扩大规模，前年养了70多头猪，挣了几万块，但去年下半年价格一路下跌，最后只剩下了20多头。到年底，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只能全部卖掉，现在的猪舍已经看不到猪。去年下半年，他就开始到附近工地上打工，即便做没有技术含量的苦力一天也能赚70元，今年更涨到了80元，泥瓦工则要100元/天。
村支书卢国良的分析依然以劳动力价格为标杆。“养猪对200头以下的中小户来说仍然几乎无利可图——以每头猪150元利润计算，3万元的收入要占用全家劳动力，即便与外出打工相当，但风险更大。”
这样造成的后果是：两年以来，青竹村10头猪以下的小户从以前的150户减少到现在的90户，下降1/3；20～100头之间的中等养殖户更是下降了一半，以前家家户户养猪的株树组现在只剩下十几户人家养猪。与此同时，年出栏100～300头的规模养殖户却增加了四五十户。2007年猪价高涨时村里外出打工人员不足100人，到今年4月，打工人数已经超过200人。卢国良感慨：“养几头猪改善生活还行，但要靠养猪发家致富是越来越难了。镇上新建的养猪场规模都在千头以上，一个猪场就顶一个村子，再不扩大规模没法生存。”
长线投资与短线投机
对基层养殖情况了然于胸的吴买生感慨：“以前是老百姓把猪喂肥就行，现在是对市场判断、养殖技术和资金实力的要求则越来越高，经验丰富的长线投资者才能胜出。”湘潭县云湖桥镇高湖村的熊炼秋看来就属于“有经验有头脑的养殖户”。6月8日，本刊记者到湘潭市畜牧水产局采访时，正好遇到他来请吴买生去考察他新建的万头猪场。
高湖村距离湘潭市区30公里，跟湖南大多数村子一样，被郁郁葱葱的丘陵环绕，村民大多散居，房前屋后的水塘，既可用来养鱼，也为养猪提供了方便。熊炼秋家的房子从外面看没什么特点，但一走进去才发现别有洞天。前厅里摆放着高档沙发和家庭影院，墙上挂着各种政府奖励的牌匾，院子中间是一个小鱼池，再往后走就是一排排的猪舍和鹿舍。
早年靠承包工程的熊炼秋攒下了第一桶金，2006年，在养猪业低谷时期进入，2007年赚足了几十万元的他开始扩建到2000头的规模。2008年上半年猪价最高峰的时候，熊炼秋果断出手，以6000元/头的价格卖掉了绝大部分肥猪，到下半年跌价的时候他的猪圈里只剩下50头。熊炼秋说自己始终秉持的一个原则就是“不跟风”。
持续的价格回落，并没有打消熊炼秋扩大规模的决心，他已经在上一轮涨价中积累了丰厚的资本。早在2008年4月份，他就认准了国家的扶植政策，开始四处找地，这一次的目标是建万头猪场。把想法跟镇上和县里的领导一说，没想到很快就有邻村建东村的村干部主动找上门来，毛遂自荐一块84亩的土地。几乎没怎么讨价还价，到7月份就签了合同，按照55元/亩/年的租金连租43年，5年一付。“很多万头猪场光买地就要一两百万元，我这总共才20万元。”熊炼秋对投资成本非常满意，“自己有建筑队，资金自给不用贷款，花450万元就能建成”。这个价格只相当于一般万头猪场投资额的一半。
新猪场位于建东村村外的一片丘陵地中间，今年4月开工，四栋坐北朝南的新猪舍已接近完工，整齐排列在一个平缓的山坡上。“人少，水源好，地势高，通风好，交通便利，有利于排污防疫。”吴买生称赞熊炼秋的眼光。
而在湘潭小有名气的“胖姐”王镱霖则是与之相反的短线投机者。“胖姐”的弟弟“胖哥”创建了当地名气最大的槟榔品牌，她新建的养猪场位于中路铺镇茅塘村，从107国道上一个隐秘的岔路口拐下去，有一条两米多宽的小水泥路，只容得下一辆小货车单行。同去的畜牧局工作人员连连摇头，告诉我们“胖姐”所建的猪舍一看就是外行，“地势不平，光整地就多花好多钱，旁边的水塘是死水，几乎没用，交通也不方便”。
2008年，看到养猪“暴利”的“胖姐”开始投资建猪场，靠着从网上获得的技术信息和市场行情，胖姐很快以3000元/亩的价格租下了茅塘村70亩土地，租期30年。为了抓住高涨的市场，“胖姐”甚至在去年6月份尚未动工时，又花4万元租下了村民们的猪舍，以2180～3680元/头不等的高价买进了60头后备母猪。
去年12月，投资130多万元新建的猪舍完工，第一批小猪降生，但生猪价格却已不可同日而语。赶在春节前，“胖姐”以6.6元/斤和5.7元/斤的价格出售一批，本想着“国家政策那么好，再等等看看”，却不曾料到猪肉价格并未有上扬的迹象，反而一路下滑。本来按照3000头规模设计的猪舍，现在只有100多头猪，“每天光饲料就要几百元”。“胖姐”说，由于经验不足，当初投资时并没有预留后备资金，到信用社去贷款又贷不到，现在家里的饲料最多能撑一个星期。她已经开始四处打听准备把猪全部处理掉，“如果没人要，就只能杀母猪”。资金紧张已经成为大多小户和急匆匆进入这个行业的“外行人”所面临的普遍困难。
不光是投资行为，就连喂养过程，“胖姐”也因为经验不足闹过好多笑话。有一次，测到一头小猪的体温为40摄氏度，让她吓坏了，以为是高烧，却不知这个体温只相当于人类的38摄氏度，属于略微发烧。她急急忙忙买来三九胃泰，提起小猪灌了下去，没想到小猪趴到地上几秒钟就死了。这让她懊悔地哭了好几天，后来才知道“生猪是倒肺，不能灌食，容易呛死”。
“胖姐”虽说自己很想把猪养好，但实际上她的投资属于典型的短线行为。就连她自己也承认当初之所以选择把猪舍建高，就是为将来留条后路：“要是养猪不行了还可以改成厂房，继续做槟榔。”这也让畜牧局的工作人员觉得很可笑：“想短期从养猪上捞一把，几乎不可能，大浪淘沙剩下的都是实力雄厚的大猪场。”
未来：如果不养猪
吴买生介绍，在湘潭，返乡农民工养猪的并不多，即便有也是个别在外赚了钱的老板回来投资规模猪场。“养猪的门槛没有提高，谁想养都行，但养猪业的门槛已经提高了很多，对技术、资本的要求，普通农户已经很难承受。”卢国良说，“养猪致富已经很难成为农民工回乡之后的退路了。”
卢国良的感慨并非没有道理，剧烈的产业变局抬高行业竞争门槛之后，为普通农民工返乡致富关上了一道门，如何打开一扇窗已成为传统养猪村所面临的新命题。
两年前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莫石奇还是青竹村的科技副村长，现在他成了村长。跟很多养猪户不一样，莫石奇只把养猪作为自己的副业，种西瓜、养鱼才是他的主业。“上半年种瓜，下半年养猪，一年四季养鱼。”这样的搭配让他躲过了一轮轮价格涨跌带来的风险。十几亩西瓜地，每亩产出6000斤，即便在行情不好的时候每斤四五毛钱，也能有3000元的收入，行情好的时候则有五六千元。而种西瓜每亩的投入只有500元，加上人工费用也不足千元，风险较低，旱涝保收。
青竹村共有5000多亩土地，其中耕地2000多亩。前几年村里搞农业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发展了玉米、西瓜、蔬菜等种植和水产养殖业。现在，看到养猪业越来越向着规模化、标准化发展，由于村里没有大型水库和排水沟，无法建万头的大型养猪场，只能在食品深加工上做文章，计划建一个红菜苔加工厂。卢国良告诉本刊记者，2008年村民年均收入达到8480元，在湘潭的农业村中名列前茅，但这其中就有养猪业60%～70%的贡献。而今行情下跌，预计今年人均收入下降5000元，只能靠增加劳务收入来弥补。
去年春节前，卢国良作为唯一一名村支书代表，去中南海参加了温总理主持的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座谈会。会上，卢国良谈的依然是新农村建设与生猪养殖，总理有关“惠农政策只会加强不会减弱”的承诺让他吃了一颗定心丸。
不过，眼下看，不久的将来，青竹村可能要离养猪业越来越远了。青竹村虽然距离湘潭市只有十几公里，但因地处丘陵山间，两年前本刊记者来访时，仍未看到有任何城市化的迹象。而如今，内地承接沿海地区产业转移以来，3公里之外的九华工业园正在迅速壮大，城市化的脚步已经步步逼近，湘潭市提出来的口号是“再造一个新湘潭”。今年计划征地1万亩，“相当于两个青竹村”。青竹村两个村民小组已经纳入了明年的征地规划，每人10万～15万元的安置费，用来购买一套每平方米450元的住房还有剩余。
看到未来的城市化趋势后，青竹村很多靠养猪赚了钱的人，这两年最大的投入都在房子上，以求将来一旦征地能够获得更高的补偿。村民李森林在自家屋后平整了一块空地，正准备建一栋新猪舍，却迟迟未能开工，为了节省征地费用，工业园禁止村民新建住房，博弈正在进行中。不过，住楼房、去工厂打工，这样的生活相信离青竹村已经不远了。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22期
(审核编辑: 刘刘刘)
